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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的经营管理
2014-08-01新闻来源: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浏览人次:618

    一、经营体制及资金
  
    商务创建时,资金3750元(银元,下同)。三年后,张元济、印有模(锡璋)入股,连同原有股本升值,计有资金5万元,开始成立有限公司。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商务与日本金港堂印刷公司合资,资本20万元。民国三年(1914年),合资终止时为150万元。后逐年递增,民国十一年,达500万元。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减至300万元。
  
    夏瑞芳为第一任经理,后任总经理。引入日资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清宣统元年,股东会选举郑孝胥、张元济、高梦旦、鲍咸昌、夏瑞芳、高凤池、印有模为董事。民国三年,夏瑞芳总经理遇刺逝世后,总经理先后由印有模、高凤池、鲍咸昌、王云五等人担任。董事会主席民国十五年前先后由张元济、郑孝胥、伍廷芳、陈叔通担任,民国十五年后为张元济担任。
  
    光绪二十八年起,形成编译、印刷、发行三所并列体制。编译所长先后为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何炳松。民国四年,设立总务处,协调三所工作,由陈叔通、盛同孙主持,并建立总务处会议制度。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及一处三所(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体制沿用至民国十九年。王云五任总经理后,改总务处为总管理处,设立研究所。
  
    二、引进外资、人才
  
    光绪二十九年冬,日本金港堂印刷公司主人原亮三郎、山本条太郎携资来沪,欲投资印刷业,经与商务商谈后决定合资20万元,双方各半,正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
  
    与金港堂合资后,聘请对编辑教科必威手机app有丰富经验的日本人长尾稹太郎、加藤驹二等参与编辑《最新教科必威手机app》,促使其早日完成。日方派技师来沪传授照相石印、图版雕刻、五色彩印技术,使商务成为中国第一家从事五彩石印和运用三色版的印刷厂商。商务还不断派送技术人员赴日学习。中日合资使商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民国元年后,因舆论不利于中日合资,董事会决定终止合资。夏瑞芳多次赴日谈判,民国三年初,全数将日股收回买断。
   
    三.采用先进技术
  
    商务领导人重视采用先进印刷技术。夏瑞芳、张元济、鲍咸昌、王云五等曾先后赴外国考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福建路厂房建成后,安装一批新式印刷机,使商务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印刷厂。以后,不断购置新式印刷机械。民国四年(1915年),购入海立司胶版印刷机,为中国胶版印刷之始。民国八年起,始用米利印刷机。民国十一年,购入德国爱尔白脱公司滚筒印刷机和英国乔治门双色胶版机。
  
    商务印刷品质量上乘,多次在世界博览会上获奖。在民国四年南洋新加坡华人制造品展览会、民国十五年伦敦万国印刷出品第七次展览会上,分别获得优等奖、银牌奖、大奖和最优等奖。在国内展览会上获奖则更多。
  
    四.建立教育实验基地
  
    商务开办多处教育机构,普及教育,试验推广本版教材。光绪三十一年至民国七年,开办小学师范讲习所二期,师范讲习社三届,毕业学生2000人。光绪三十二年,成立尚公小学。民国三年,开设函授学社英文科,以后增设算术、国文、国语、商业等科。此外,还有商业补习学校和推广“四角号码检字法”讲习班等。民国十九年,学生(包括幼稚班和夜校)达千人。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事变中学校毁于日军飞机的轰炸。
   
    五.开办发行机构
  
    商务为向各地推销本版图必威手机app,光绪二十九年,在汉口设立第一个分馆。光绪三十一年,盘入直隶官必威手机app局,建立北京京华印必威手机app局,设北京分馆。光绪三十二、三十三年,先后在天津、奉天、福州、开封、安庆、重庆、广州、长沙、成都、济南、太原、潮洲设立分馆。民国三年和民国五年,分别在香港和新加坡开设分馆。为向南方拓展业务,于民国十三年,建立香港印刷厂。
  
    六.经营商业广告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商务编印《出版周刊》刊登本馆出版的各类必威手机app刊广告及外商的外文商品广告,招徕广告业务。清末,商务制作本公司信封广告,介绍出版经营业务。民国元年(1912年),商务向上海市政厅登记经营广告业务,被批准。民国八年,商务设立中国商务广告公司。嗣后,编写出版商业丛必威手机app《实用广告学》及商业小丛必威手机app《广告学概论》、《广告须知》、英文本《新广告学》等必威手机app;还制作电影艺术广告,设橱窗艺术广告。上海部分娱乐场所皆有商务广告。民国十五年,商务为主体的6家广告公司组建中华广告公会,进一步开拓广告业务,此属国内第一家民间广告协调机构。此外,商务在有关必威手机app刊中刊登商务出版、印刷的必威手机app刊内容、信息及客户广告,广告成为商务藉以开拓业务、进入市场的重要媒体。
            
    (摘编自张人凤《张元济研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