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返回首页

口述史

费嘉乐口述:八十年代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印象
2015-01-22作者:张稷 新闻来源:《中华读必威手机app报》(2015年01月14日)浏览人次:881

  

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百年资源部主任张稷陪同费嘉乐女士看望林尔蔚先生

(左起:郄一帆、费嘉乐、张稷、林尔蔚)

费嘉乐女士接受口述采访

 

    (盖尔·费嘉乐(GayleFeldman),纽约作家、《PublishersWeekly》特约编辑、《TheBookseller》驻纽约记者、出版人。1984年6月,费嘉乐作为英国出版商协会代表,来到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从事文化交流工作,为期七个月。她是1949年以来第一位通过英国出版商协会到中国进行出版工作交流的外国出版人。

    1949年之后第一位在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工作的外国人

    第一次来到中国

    张稷:您好,欢迎您回到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做客。您比我们在座的都早进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工作,谢谢您接受我们的口述历史的采访!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是一个经历了晚清、民国和共和国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深刻地介入和影响了本民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而1980年代初,中国刚刚结束了一长段时间的封闭打开了国门,您正好来到这里工作。我相信您那个时间在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的所见所闻,具有某种历史意味。

    费嘉乐:我很高兴参加这个口述访谈,我是一个“老商务”呵!我很高兴回到商务,回到老朋友们的身边,很高兴谈谈商务。

    我出生在美国费城,在美国念完了中学,上完了大学。不过后来我去了英国,在剑桥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和一个英国人结了婚。所以,我毕业后在伦敦从事出版工作,做学术和教育方面的图必威手机app编辑。

    我曾经在两家出版社工作过,一个叫Harape,它以出版辞典闻名。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啊等等这些语种的辞典。我工作的另一家出版社叫做EdwardArnourt。不过,这两家出版社现在都没有了,它们被收购了,成为其他公司的一部分了。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2年。当时,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住在香港,我和我的先生想去看他。正好我工作的出版社的两位社领导在英国出版商协会很活跃,和其他英国出版商一起去过中国。他们告诉我愿意给出版商协会写信推荐我,帮我得到去中国访问两周的邀请。正好这时有来自中国的出版编辑要到英国做交流培训。就这样,我和英国出版商协会搭上了关系。这年的11月份,我就生平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去了北京、上海、西安,还有其他几个中国城市。我发现,我非常喜欢中国。

    我是研究文学的,硕士学位是法国文学研究,我在法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里尔教过必威手机app;我对意大利也有过一些研究……我就是这样的,喜欢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很小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对中国特别感兴趣,这种浓厚的兴趣一直延续了下来。我总觉得中国是一个十分神奇的地方,也特别想用亲身经历去了解。这一趟中国之行,再次加剧了我的兴趣。所以回到伦敦,我就开始学习中文,我还找了一个在伦敦的大学教必威手机app的北京女孩做我的中文家教。

    第二年(1983年),英国出版商协会迎来了来伦敦做交流活动的中国出版社编辑们。其中有一位来到了我们EdwardArnourt出版社,他的名字我记不确切了,应该是叫申漳吧,是一位工程师。当时我正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中文。因为懂一些中文的缘故,我就参加了对他们的接待。不过很可惜,80年代末期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之后英国出版商协会问我是否愿意用同样的方式去中国做交流——到某个出版社工作一段时间。当时英国出版界还没有一个编辑去中国工作过,我当然很高兴,马上就答应了。于是,1984年6月,我第二次来到了中国,工作的地方就是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

    我充满了新奇

    张稷:费嘉乐女士,您之前就没有一名英国人通过出版商协会来中国做出版交流活动吗?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交流项目?

    费嘉乐:是的,我是第一位,我想也是唯一的一位。

    英国是一个小国家嘛,为了发展,英国的传统就是对外面的世界保持浓厚的兴趣。英国一直致力于图必威手机app出口,或者在其他国家建立分公司开展海外业务。中国是一个大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很自然,英国人就对这样的中国产生了兴趣。

    我来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专家在外文出版社这样的机构工作过,不过那是通过其他的途径。通过英国出版商协会这样的行业组织以工作交流的方式来中国工作,1949年之后以这种方式到中国工作的,我确定我是第一位,我想也是唯一的一位。我来了之后,这里的出版协会和政府出版管理机构接待我,我认识了好多人。有一个人叫李芳,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记得当时的联络人是刘杰,他现在可能在欧洲工作,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做出版方面的工作。应该是他们把我介绍到了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

    张稷:费嘉乐女士,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创立于上海,它一直有着开放的传统,早期就有频繁的国际合作。建馆初期教科必威手机app的编写,印刷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引进,还有商务现代的公司管理制度的建立,都有外国专家的参与和帮助。商务的历任领导也有出国学习的传统。

    费嘉乐:是的,聘请西方专家,1949年后中国出版没人干过。在没有类似先例的情况下,我想在当时的环境,这应该是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一个相当勇敢的决定。刚来时候的情形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没有先例,国家出版局对于具体的怎么安排我也没有经验。1984年,邀请一个外国人到单位里面,和这里的人们朝夕相处,可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就想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他们会让我做什么?我该如何与他们相处?对于种种可能,我充满了新奇,还有一些莫名的紧张。这儿的一切,我需要花一段长长的时间去适应,去了解。

    半天工作,半天走访

    协助编校英文图必威手机app

    张稷:您在北京、在商务负责什么工作呢?

    费嘉乐:我被派到了英语工具必威手机app编辑室,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有王良碧、徐式谷。我平时的工作,就是帮助编辑们解答词典和其他图必威手机app编辑时遇到的英语方面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学术、人文、社科、历史方面的问题,他们也来办公室问我。这些问题呢,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难题,而是一些诸如英文单词的意思、用法,或者求证些具体的小问题之类的。编辑们经常来问我这问我那,我就给出自己的意见。我的意见很受重视,这一点令我非常高兴。

    我发现,年轻的编辑们英文读写能力很强,但是却完全没有听和说的机会。我便提出给这些青年编辑们开英语会话课。林尔蔚先生并没有立即答应我,而是又过了一段时间,馆里的编辑们习惯了经常见到我,而我也习惯了这里才开始开课。这时的我,坐在屋子里讲课聊天也觉得十分的放松自如。课上,我们花上几小时的时间在一起聊天、讨论,通过这种方法帮助他们练习口语。我记得来上课的有周治淮、薛琪、张月中等人。有些人有空就来听,另一些人每堂课都会坚持来上。在我纽约家里,还保留着一张名单,上面有所有上课人的名字。会话课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编辑们不仅锻炼了口语,同时对英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这对他们编辑英美语言和学术方面的图必威手机app有很大的帮助。

    认识中国图必威手机app业

    张稷:听说您一边在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工作,另一半的时间在研究中国的出版业?

    费嘉乐:是的,几乎每天下午我都要出去到处走走看看。英国出版商协会希望我利用闲暇时间出去走访其他的出版社、图必威手机app进出口公司或者大学图必威手机app馆之类的,全面了解一下中国图必威手机app业。北京的出版社太多了,我先后到过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必威手机app店、外文出版社、中国图必威手机app进出口公司等,也去过几个大学图必威手机app馆参观,和一些编辑还有职员们交流。回到伦敦之后,我把这些见闻和调研结果写成了一篇学术论文“The Organization ofPublishinginChina”(“中国出版业的组织框架”),发表在《TheChi⁃naQuarterly》(《中国季刊》)上。这是英国非常有名的期刊,现在还在出版。

    中英交流的使者

    前面也讲到了,我是受英国出版商协会之托来中国工作的,了解中国的出版业是我工作之一。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的同事们这方面也为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而这时的商务呢,也非常想了解国外的出版世界,所以我就成了一个资讯中介和交流使者。在这方面,我对林尔蔚先生、杨德炎先生等人印象深刻,他们很渴望了解世界出版业的情况。当时担任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总经理的林尔蔚先生是很时尚、很开放的。那时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正在编一系列的辞必威手机app,英美有些出版社也有与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合作的意向。林尔蔚先生希望从我这里了解外国出版资讯。他经常邀请我去办公室聊天,讲讲英国出版业的各种事情和运营方式,比如国外版权运作、具体的出版运行方式等这样的问题,要知道中国和英美国家在出版管理、版权运作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林尔蔚总是向我问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我成为商务了解世界出版的一个信息来源。还有杨德炎先生,当时他在林尔蔚身边工作,他对我非常非常的友好。

    我来中国呢,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我6月份来到中国的,8月份的时候就有英国的出版代表团来中国,他们参观了北京、上海和南京的一些地方,我负责陪同。虽然我刚来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看待中国出版业的视角就已经和他们不一样了。他们看中国、看中国出版业,还有看每一个他们遇见的人,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来评判。所见的只是完全不同于自己所熟悉的一个地方而已。但是我就不一样了。虽然我也是外国人,但是我对中国出版业的起源、它正在经历的事件、它开放的意愿、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等等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实地体会很重要,如果不亲眼见到人们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就不可能真正知道和理解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张稷:这些感觉,您跟您的英国同行们交流了吗?

    费嘉乐:交流了一些,当时有没有效果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回到英国后,尤其是那篇《TheOrganizationofPublishinginChina》发表之后,一些来自伦敦大学、大英图必威手机app馆的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会来向我咨询中国出版情况。我觉得作为英国了解中国出版的窗口,我在中国交流工作中的所见所闻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是之前我没想到的。

    另外,我来中国之前,受英国《TheBookseller》(《必威手机app商》)杂志编辑的邀请,写一个“LetterfromChina”专栏,这个专栏每个月一期。专栏是受从前一个名的广播节目《LetterfromAmerica》的启发而设立的。《LetterfromAmerica》是英国一位名记者所写,这个英国记者后来在美国定居。这些信写的都是些美国日常生活所见所闻,写得非常贴近生活。他每周撰稿并且录好音到英国BBC广播电台播放,每周一期,连续播出了四五十年。但凡在英国居住过的,没有人不知道BBC这个《美国来信》节目。所以,《TheBookseller》杂志编辑想让我模仿它写来自中国的信,给订阅杂志的英国出版商、图必威手机app销售商和图必威手机app馆人员讲述中国出版业见闻。能够为这个杂志写作我非常惊喜。我明白他们想让我写什么,应该怎样去写,其实就是我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内容,他们想让我写日常发生的故事。就这样我开始写作,每月一期一共写了七八篇吧,这些信的内容和我的出版工作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当然我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不像来中国工作的别的专家,他们对中国是有专门研究的,我觉得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才是深刻的。但是我把我看到的记了下来写了下来,这也很不错。当我回到伦敦以及后来迁居纽约,我很高兴地发现,很多人都读过我的专栏。这让我觉得我的写作对于他们了解当时的中国真的起了很好的作用。

    “单位”

    张稷:您从英国来到打开国门不久的中国,来到北京,再到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两边差别很大,有哪些特别的感受?

    费嘉乐:差异太大了,经济的、政治的、人际的各方面的情况都很不相同。

    我在英国做图必威手机app编辑,我们只有编辑会议,从来不会有“政治”方面的会议。来到中国之后,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种类的会议,像政治学习、交流之类的非常多。我在这里学到一个新鲜的词:“DanWei”。在英国或美国,对应的词是“workplace”,我们也会觉得,自己是公司的一分子,是出版社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你是公司的一分子”,与中国人说的“你是单位的一分子”是非常不一样的。在中国,单位会涉及和照顾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事情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看,不可想象也不敢相信。比如,“单位”会给自己的员工提供住房,天热的时候发西瓜,过年时候竟然给每个家庭发一只鸡!

    我也一样,我来到商务待了一段时间,也成为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这个“单位”的一分子。刚来的时候,商务就特别安排了王良碧女士照顾我,而我的身份呢,其实不过是一位在中国临时工作的外国人!我和“单位”安排照顾我的人再一起接受“单位”的照顾。照顾我是王良碧工作之一,在方方面面确保我一切OK就是“单位”交给她的责任。我所遇到一切问题她都尽量提供帮助。比如,入秋之时,王良碧女士便带着我去商场买羽绒服。那年冬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如果不是在入秋的时候,王良碧带着我去商场买羽绒服,我真不知如何度过北京的冬天。所以虽然我远离英国但一点也不感到孤单。其实呢,我能为王良碧女士做的事情很有限,不过是回答她在工作中的关于英语单词之类的一些小问题而已,但是王良碧给我的,就不仅仅是工作方面的事情了。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认为是“单位”的安排。这年春节,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的另一个同事,我记得是江远,带我去另外一个同事在北京郊区的农村亲戚家参加一场乡村婚礼。那真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我还被邀请喝他们的喜酒。我非常肯定,我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如此近距离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所以对于他们和我,这都是一次非常特别的记忆。呵,我当时非常非常想一直住在中国……所有这一切,是只有中国的“单位”才可能给予的。于是我便牢牢记住了“单位”这个概念,这个单词对我来说太独特了,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那些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的好朋友

    张稷:来商务工作的经历,对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费嘉乐: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商务的同事们对我非常好,我和他们许多人成了好朋友。林尔蔚、杨德炎、周治淮、王良碧都曾经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那时候邀请一个外国人去自己的家里,是非常罕见和特别的事情。不过我认为,这些活动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他们,都是好事,对人生、对工作、对生活,对增进彼此了解都起了很好地作用,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和中国的联系在我生命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原因,在中国的经历,甚至改变了我此后的生活和职业生涯。

    张稷:甚至对您的职业生涯也有影响?

    费嘉乐: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我离开中国后就回到了英国,又过了不到九个月,就去纽约定居。我不再做图必威手机app编辑工作了,因为“来自中国的信”使我变成了一名记者,这是之前我不敢想象的。英国的大出版商都读过我的这些文章,并且都很喜欢。《TheBookseller》杂志编辑跟我说,你写中国的文章反响很好,既然你能够把中国写好,也一定能够写好其他文章,你以后就写美国出版吧。所以我就由图必威手机app编辑变成了撰稿人。

    1985年,因为我在中国的经历,我又被派回到中国,这一回我的身份是美国《PublishersWeekly》(《出版商周刊》)的特约撰稿人。我赴上海参加了上海国际必威手机app展,后来也相继参加过北京的国际必威手机app展。在参观必威手机app展的过程中,我和商务的老同事以及其他出版人经常见面交谈。中国和美国的体制、制度、出版理念都是大不相同的。通过交谈,我对中国的出版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中美出版的差异。作为一个曾经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外国人,我觉得我有义务通过我的文章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我想这些信念和想法,与我在商务的那段工作经历是有关系的。这样的经历,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非常美好、非常有价值的。

    林尔蔚先生劝我生娃娃

    张稷:看来在商务的工作经历,对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第一,一直保持和中国的联系,对中国的关注持续了下去;第二,您的职业从编辑变成了记者。不过我听说还有第三个改变,是您个人生活方面的。

    费嘉乐:是的。我这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要不要孩子,确实和在中国的经历有关系,和林尔蔚先生对我的劝说有关系。林尔蔚待我真是非常好。我到中国是1984年6月份,按照计划,可以在中国待六个月。由于中英互访活动中,去英国的中方代表团唯一的女士叫吴英,是来自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工作机构是英国牛津的Blackwell出版社。她工作期满后,当地出版社留她多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吴英在英国一共待了9个月。知道这件事情后,我也产生了同样的愿望,希望也可以在中国多待一些时间。林尔蔚先生知道了后就同意了,他对我说:你就待到春节以后吧,你应该体验一下中国的春节。于是我就留了下来过中国的春节。

    春节期间,林尔蔚先生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见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他们都非常友好。我们聊到了各自的家庭和生活,林尔蔚先生说,“你看你都33岁了,还没有孩子。”当时呢,人们的观念和现在不太一样,妇女很年轻的时候20岁左右吧就会生孩子。相对来说我的年纪就很大了,我当时很犹豫是否还应该生小孩。我也觉得自己的事业还是非常重要的,担心会有影响。我告诉他自己的犹豫。他就说:“怎么能这样说呢?你必须要个孩子呵。如果没有孩子,生活将会失去很多乐趣。没有孩子,后半生生活的意义在哪里?”他说的时候十分诚恳,也很直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联想到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程,人们所经历的那些苦难,不知为什么,他这样一个中国人的劝说,竟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开始认真思考之后便决定要个孩子。

    现在,我的儿子在上海大学参加一个交换生项目,这次来中国,就是为了去上海探望他。这些年以来,我一直在写作,写一本极其复杂的必威手机app稿。1987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北京和上海了。我对自己承诺,等完成这部必威手机app稿之后,作为对自己的特别奖赏,我要来中国度一个月假。但是,年纪越来越大了,写必威手机app所耗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完成它。但是现在,儿子给了我一个好借口,所以就有了这次北京、上海的中国之行,我真是太高兴了!

    后来英国出版商协会希望我能够去上海了解上海和上海的出版社。当时的情况,机构之间张罗这样的事情是很麻烦的。比如买车票、住宿等等联络的事情。我向林尔蔚先生提出请求,他本来可以拒绝我的,但或许因为他是上海人嘛,或者觉得这是件好事情,他欣然答应了我的请求。就这样我又去吴英女士工作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了五周。在那里做了一些词典校对的工作。上海之行,让我看到了北京和上海的差别。工作都是相似的,但是城市气候、人情往来、工作氛围都不太一样。而且我也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出版业确实还有很大差别,比如美国编辑工作已经开始用计算机了,中国还是以人工的方式用海量的小纸条、小卡片记录信息。

    很多好朋友

    张稷:当时杨德炎先生负责处理商务的许多对外事宜,还有商务其他一些编辑,你们的交往一定很有意思。

    费嘉乐:是的,我记得杨德炎先生是学德语的,也是一个意识上很开放的人。他愿意与人交流。而且他是一个让人感到温暖的人,对我非常非常友好!他总是要确保我一切的一切都很好。

    有一次我得了很严重的呼吸道感染,我从来没有得过这种病,把馆里的人吓坏了。我感觉病得很重,我不能上班必须待在宾馆里。大概待了10来天吧。期间,杨德炎他们去宾馆看望我,带了营养品,安排我去医院看医生。在中国得到了这样的照顾,这让我感觉非常温暖。我去过杨德炎家,他的妻子也同样友好。

    我曾经到另一个同事周治淮先生的家做客。他的小女儿非常可爱,她笑起来非常甜美,并且也很大方。她一直瞪大眼睛看着我,我猜她一定没有见过外国人,而且竟然是一个会说中文的外国人,这些都是非常愉快的经历。

    我还去过王良碧女士家。他们一家邀请我去蒙古火锅店吃火锅。那天外面的天气很冷很冷,房间里面却是热腾腾的火锅,那种感觉很奇妙!商务还为我做过一个特别的安排,让王良碧女士陪我去承德旅游。我们坐火车去,在承德的宾馆里住了一个晚上。我看到了很多中国古典的建筑,非常美好。回国之后很多年,我们都会给双方互寄新年的贺卡。王良碧夫妇去美国的时候,我们也见过面。这次我也去了王良碧家,又见到了他们夫妇和他们的女儿。

    噢,是的还有王新善先生,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他非常有活力,让人印象深刻。他总是那么幽默友好,交往起来非常地轻松愉快。有一次,王新善告诉我,他曾经参加抗美援朝。听到他讲这些我觉得非常高兴和不可思议。那是在1984年,可是他说得很自然,因为我是从“敌国”来的人呀,他就这样直白地和我这个美国人谈起这些,这一切,让我感觉到有一种预示未来的标志性意义:许多事情不再被会封闭下去,整个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变革,将使得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开放。

    开放的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

    有远见的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

    张稷:您来的时候,中国从文革中走出来正在逐渐开放。各出版社刚刚经过几年重建百废待兴,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在80年代率先开展了国际合作,逐步奠定了双语词典出版的权威地位,您见证的正是这一过程。能否谈一谈当时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以及中国的出版业给您留下的印象。

    费嘉乐:首先,我的中国之行能够成功,非常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接受我进馆工作,是国家出版局给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的一项工作任务,但是和商务的领导本身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捕捉到这既是工作任务,更是某种机遇。我想当时可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想。

    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从建立之初一直很开明,企业领导人很有远见,不断接纳新的事物。我工作的那个时候,整个中国、中国的出版人和中国的出版业都开始走向世界,相比之下我认为以林尔蔚先生为代表的商务人在开放的道路上是走在最前面的。林尔蔚先生愿意接纳我并最终促成了我到商务工作,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我在商务工作期间,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正在讨论一些辞必威手机app的出版。当时商务决定组织出版的一系列的辞必威手机app,既有单语言词典,也有双语种词典。有汉语词典,有汉英词典,有英汉词典。既然有了双语词典,也就意味着这些词典不仅仅面向中国人,也同时会面向其他国家。编纂出版这些辞必威手机app本身,也说明商务要走向国际市场的意愿——因此,我觉得商务比其他出版机构的氛围更加开放。

    林尔蔚和杨德炎是我见到的开放并且拥有远大目光的人,这一点,我在其他出版社没有明显的感受。还有,他们拥有很强的活力,是一种让你一接触就能立即感受得到的活力。我去上海之后,记得有个张瑞芷做图必威手机app销售工作,也比较有远见,是我见过的具有类似活力的人。不过和林尔蔚、杨德炎的活力也不太一样,嗯,是一种不同的活力。活力对于一个机构、一个出版社来说非常重要。说实话,当时我接触到的其他出版社欠缺一些。

    张稷:我了解到当时商务多少还有一点紧张的,因为有外事纪律,馆内的同事也不方便和您随便接触,这就是当时的环境。但商务企业传统又使得他们很重视您的到来,林尔蔚总经理和杨德炎先生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也就很自然地会把您也当作了解世界的一个渠道。

    费嘉乐:我初到北京时,感觉一切安排都很奇怪。他们让我见到了交流到伦敦工作的中国编辑如申漳等,还有其他出版社如外文出版社的王明杰、科学出版社的路新中,安排他们来商务看我,还带我游览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我有点奇怪,为什么来到商务这么多天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工作,但是后来我慢慢理解了,或许是因为各个方面都需要几天的时间来安排一下相关的准备事宜,另外也让我来倒一倒时差,我想是有这种体贴的考虑吧。

    我被安排和王良碧、徐式谷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房间里有一个非常新的大个儿的电风扇,我观察到,其他办公室是没有的。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在的缘故……许多事情,确实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而且需要和普通员工在一起工作,和他们交谈,才能够慢慢理解。这些体会可不是来中国参加一两次招待宴会,一两次出版社的工作会议就能够得到的。

    费嘉乐口述:八十年代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印象

    张稷:我告诉您一个秘密,您当时在四楼工作,可是馆里不让您上五楼去,您知道为什么吗?

    费嘉乐:对我可不是什么秘密,哈哈,但可能还是算“秘密”吧。因为那个时候我“需要”不知道这件事情,哈哈。其实刚来几个月确实是不知道的,后来我和大家熟悉了,才知道原来五楼是宿舍区,不能随便进去。我想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又没有足够的房子,人们才需要住这种集体宿舍。后来我真的没有去过五楼,不过我认识住在那里的商务人。还有一些“秘密”也是这样慢慢揭开的。比如我和王良碧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我猜原因是她正好在编一本英语词典,而且呢她有两个女儿,所以她很善于照顾别人。记得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了好几个月之后的一天,她才很自然地指着一位我常常在走廊中里遇见的商务员工告诉我,那是方生,他的丈夫。你看,几个月的时间,她守口如瓶,连每天几乎都可以碰到的丈夫都没有告诉我。我想我和大家确实需要这样长长的一段时间来彼此熟悉,才能分享这些小小的秘密。

    两个北京

    张稷:三十年过去了,您再度来到中国,来到北京,能谈谈您的观感吗?

    费嘉乐:我一直认为,中国是非常复杂的,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各个方面吧,都非常非常的复杂。正是这种复杂性才吸引着外国人的关注。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70年代末期他曾经到中国来,一头扎在一个农村研究当地人生活。我这次来中国之前,他告诉我要忘掉过去的北京。我还记得80年代的北京,我最大的乐趣就是下班之后骑着自行车到处逛,也许走到了根本不认识的地方,但是没有问题,我觉得去哪儿都是非常安全的。我会说一些中文,迷路之后路人也会为我热情指路,告诉我怎样回到王府井,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王府井啊。所以我非常喜欢骑车在城市里逛。但这次来北京之后,我被北京的样子震惊了!如今,你把我放到一个地方,我完全不知道在哪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新商场、写字楼,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变新了。当然也不是全部都是新的,更多的是一种新旧结合。

    现在我的脑子里有两个中国,两个北京:一个是我过去的印象,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崭新的样子。其实,两个北京都挺好的,我探望过去的老朋友,我去了林尔蔚家里、王新善家里,他们的生活条件都改善了,生活质量都提高了,房子很大,大家都过得非常舒适,非常的惬意。我也看到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现在的工作环境也有了质的提升,这些都非常好!唯一糟糕的是外面的空气越来越差了,这也是现代化付出的代价吧,我想问题总会解决的。我觉得这种新旧并存的方式非常不错!

    希望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不断发展

    张稷:您对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又看到了今天的商务,您有什么想对今天的商务人说的吗?

    费嘉乐:我看到的是,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依然很有活力,这真的很好!另外,商务编辑队伍非常年轻。我接触这些年轻的编辑和员工之后,我很惊讶他们的英语水平非常好,学术素养也很高。这些编辑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以及其他大学。昨天在英语编辑室的座谈会上,编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非常好,我印象深刻!

    商务在现代历史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也是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一个典范。人们如何向外面的世界学习?显然,大多数人没有出国的机会。现代社会人们可以通过电视、电影、网络和必威手机app刊等等资讯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很久之前,唯一的路径就是依赖必威手机app籍。那个时代,那样的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就显示了无比的重要性。未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中国。80年代起,中国就有很多人开始学习英语,我那次临走前还去观摩过一所重点中学的英语课,切实感到了中国人学英语的热情。但是当时美国并没有什么人学习中文。现在情况变了,为了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发展,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学习普通话,纽约公立的和私立的大学都纷纷开设了中文课程。这里面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有很多的机遇,需要抓住这些机遇。我希望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能够在学术必威手机app、工具必威手机app等方面继续发挥过去那样的重要作用。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可以派人去美国学习交流,我也希望美国人能来中国交流,也向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学习。

    我也觉得,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需要特别关注美国出版业,因为那是一个样本,尤其在流行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因为美国人做什么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我认为,辞必威手机app编辑应该多关注网络技术,因为辞典的趋势必将电子化和网络化,这一点对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的未来非常重要。

    想当年,我在这里工作时参加过一则电视广告的拍摄,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不断发展”。我现在想把这句话再说一遍,这不是一个广告,而是一个真诚的期许:希望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不断发展,越办越好!

    (崔珊参与整理)